3月27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血液科主任周建峰教授因冠状动脉夹层突然破裂，永远离开了我们。

周教授生前在血液学和肿瘤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带领团队在EB病毒相关淋巴瘤和CAR-T细胞治疗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患者的利益开出第一个 CAR-T。他的离去，是我国血液学界的一大损失！

26日，周教授还参加了多次学术会议，做了很多精彩的讲座，完成了很多患者的诊治工作，尽管不堪重负，仍然奋战到生命的尽头。最后一分钟！

就在周教授去世前一周，3月20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检验科副主任、80后博士生导师白晓辉因心脏性猝死去世，享年42岁。

白晓辉行医10余年，发表SCI论文50余篇。疫情发生以来，以白晓辉为首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的检验医师一直奋战在第一线。 3月19日凌晨3点，上完夜班的白晓慧回到酒店，彻底倒下了。

短短一周内，另外两位年轻的科学家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3月17日，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韩克力因病不幸离世，享年59岁；

3月17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原党委副书记程鹏副教授因病不幸离世，享年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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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中青年科研人员在事业鼎盛时期相继离世，真是令人遗憾。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李夏教授就这一情况发表了看法。今天，我们重读这篇文章，悼念这些杰出的灵魂，同时希望为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发出微弱而坚定的声音。

本文首发于《民主与科学》2021（4），原标题：科学家早逝现象为何值得我们关注？ ｜转载作者授权
作者信息：李霞，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创新战略专业委员会委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杂志编委

近年来，一些处于事业巅峰的年轻科学家被老早早逝，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被称为科学家的“过早死亡现象”。客观地说，“早逝”是资源利用不合理造成的典型的全社会和个人损失。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科研人员40岁有“祸”。没有身体健康，一切都没有了。

最小的只有31岁

根据媒体发布的消息，我们收集了2019年以来过早死亡的科学家名单，整理分析了他们一生的群体特征和科研贡献。

这不仅是对逝者的致敬，更希望从早逝现象中反思当下的科研文化，希望更深层次地揭示其背后的因果关系，从而制定未来的科技政策。并为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图为2019年以来过早死亡的科学家名单（表1）

如表1所示，我们收集了2019年以来过早死亡的12名科学家（可能还有很多其他人没有被确定为媒体关注），这12人中，教授9人，副教授2人，助理教授1人.男科学家10人，女科学家2人。

他们死时最小的只有31岁，最大的也只有56岁。平均年龄44.8岁，大部分是70、80后出生的。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分类标准，年轻人的年龄在18岁到65岁之间。这些已故科学家是年轻科学家，是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处于科学研究最有活力的年龄段，处于创造力和产出的高峰期。

他们的学术背景如下表所示：

图为早逝科学家的教育背景（表2）

这些早逝的科学家在科研上取得了成就他们也是同龄人中最好的。他们积累的学术资本如下表所示。

图为早逝的科学家积累的学术资本（表3）

这些年轻的科学家除了早期肯定有过教育经历外，年纪轻轻就被评为教授或副教授。比如周军，他30岁就被评为教授，这在科学界是很少见的。

这些足以证明他们在同龄科学家中是出类拔萃的。除了他们的才华，他们还可以大致体会到他们背后非凡的勤奋和努力。

相对而言，科学界是整个社会体系中最公平的领域。在科技界的奖励制度中，他们的学术成果得到了科技界的认可。如周军、赵勇、尹晓薇、郝玉瑾等都曾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其中，周军和郝玉瑾还获得了“长江学者”等称号，这些高层次人才的称号在科技界是很难获得的。

由此可见，他们都成为了该领域的著名专家。对社会来说，如果不早死，就会贡献更多的知识产品；他们的家庭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然而，回顾他们的死因，向公众公布的结果要么是因病，要么是突发疾病，要么是猝死，而不是意外死亡。

众所周知，在僵化的科研评价体系下，最大限度地利用生理时间是增加时间投入的唯一途径。毕竟科研产出与时间投入高度正相关，长期高强度工作会引起交感神经。长时间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给心脏带来很大的负担，容易导致猝死。

在知识变化快、产出不确定性高的科技领域，科研本身的难度、评价体系、生活的琐碎、以个人为中心的多重压力、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叠加这些因素都没有影响。这与用生命做研究不同。

2019年，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大阪大学等研究团队指出，与每天工作7到9小时的标准组相比，每天工作超过11小时的人比较赶时间。心肌梗塞的发生率增加了63%。 [1]

2021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称，2016年全球死于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的人数达到74.5万人，比2000年增加29%。与此同时，全球约有4.88亿人长期加班，其中亚洲和非洲是加班重灾区。

科学家今天的工作时间比过去多。除了传统的学术角色外，他们还被分配了行政和其他社会任务，这些任务通常很耗时。

再加上技术体系中的绩效考核日趋完善，整个技术社区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竞争场，除非你放弃，否则谁也逃不掉。

我们多次指出，对于一个大型科技社区来说，应该适当减少外部激励机制，因为当群体规模足够大时，系统本身就会形成强大的内部竞争。加上强大的外部激励，系统变得非常不友好。

结论越简单，处理起来就越困难，因为整个环境已经退化成一个原始的物理竞技场，没有人是幸存者，只是迟早的事。

是否需要经常加班？

据中国科协201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平均工作时间为8.6小时，每天最长工作时间为16小时。具有博士学位的科技工作者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

2018年，中国科协发布了《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技工作者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9.7小时，较2013年的48.8小时有所增加。 [2]

Nature杂志调查了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7600多名博士后，发现对于许多博士后来说，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几乎全部 （97%) 的受访者在周末和节假日加班，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和不确定性对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近一半 (49%) 的受访者因工作相关的抑郁和焦虑想要寻求帮助. [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学界加班加点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且研究机构越好，科学家投入科研的时间就越多。那么，加班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的效益呢？

李强、赵延东等的研究表明，科研时间与论文产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过度增加科研时间投入只会导致普通论文数量增加，优秀论文产出减少。 [4]

从长远来看，加班不仅不能获得长期利益，甚至可能会抑制整体动力和良好发展的可持续性。

基于以上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高昂的加班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并成为一种症状，不仅是研究越来越复杂导致的耗时增加，此外还有政策性近视引起的群体服从效应的后果，因此减少服从可以至少给我们更多的自由。

思考与建议

科学家的多次过早死亡并非偶然，它警告我们：

首先，通过无限增加时间来增加科研产出显然是一种弊大于利的原始方式，在时间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生理时间的占用不仅会影响科研人员的身心健康，但好处并不划算。

其次，减少来自系统的外部干扰的过度频率和强度，弱化激励机制，为科技人员营造友好的科研文化环境，为学术自由和创造力的释放留出空间。

最后，为那些因加班工作而陷入精神压力的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和健康指导。

- 结尾 - 

作者后记：这篇小文写于2021年5月，现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21（4）。很高兴与尚先生合作！关于科技社区成员草图：成功者（获胜的少数），失败者（某种意义上，死亡可以算作最大的不幸和失败，没有任何责备），普通人（平凡，活得尴尬），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而这个存在状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焦点：关注那些活着的、平凡的、努力的人。是要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