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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德国工程院院士曾安平全职回国:“回国毁了老婆的工作”

作者:上海盎真科技有限公司 浏览: 发表时间:2022-03-31 17:25:39

近日,西湖大学迎来了世界顶尖学者——德国工程院首位华裔教授、院士、著名生物工程师曾安平。此前,他是汉堡工业大学的终身教授和生物过程与生物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

加入西湖大学后,曾安平将建设全新的校级合成生物学与生物智能中心,并担任该中心的创始主任。未来的研究将与“双碳”密切相关。

曾安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坦言,58岁回国,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改弦易辙”。他还笑称自己回国也“砸”了妻子的“工作”。

从跨专业阅读、擅自更改导师布置的题目、不顾导师后顾之忧、开辟新方向,到时隔36年回国,曾安平再次践行“改变”和“颠覆”,再次。走在对自己兴趣的“自由”追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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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安平

“从头开始”

《中国科学》:自1986年赴德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已经走过了36年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历程。 58岁决定回国,对你意味着什么?

曾安平:

这就像回国途中反复回荡在我心中的那句“从零开始”。

回到中国对我的生活和事业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我的家庭。我的妻子曾经和我在同一个研究所。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并获得博士学位。在德国。从那以后,她一直负责我研究所的分析实验室。一回国,原来的研究所就“关门”了,老婆的“工作”被“砸”了。

在德国,普通人辞去终身教授和公务员的职务是罕见且困难的。德国教授除了具有高度的学术和教学自由之外,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待遇。

其实,老婆不仅丢了“工作”,还丢了“教授夫人”可以享受一辈子的最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待遇。因为她也是一名学者,所以她仍然理解并支持我的梦想。

《科学中国报》:2020年,您在德国主持的项目刚刚获得超过1000万欧元的科研经费,随后获颁德国奖工程院院士。是什么让你决定回国?

曾安平:

可以说是巧合。几年来,我一直在考虑二氧化碳捕获和大规模生物制造,并且在合成生物学方面有一些大想法。

由德国研究基金会主持的德国研究基金会虽然有一个大的重点项目,也与“碳中和”和合成生物学有关,但仍要分心组织协调,不能充分投入科研。缓慢的步伐也有些不耐烦。而中国的快速高效,我很兴奋。

尤其是在中国各方高度重视“碳中和”这一新兴学科和合成生物学的背景下,如果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或许在中国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真正实现源头创新,颠覆现有生物制造技术。

《科学中国报》:你之前有没有受过中国其他学校的邀请?为什么选择西湖大学?

曾安平:

是的,其他学校也有邀请,但施一公校长的感受和几句话让我很感动。我问他对我有什么期望,他说,我对你没有期望,我只希望你能做你最想做的事。而我恰好有一些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这么巧合!

还有一点,就是西湖大学的办学理念。回国前担任德国华人教授协会主席,一直关注国内外高等教育。刚接触史校长时,我正在组织一场关于德国大学变化的学术会议,当时颇感慨叹。

19世纪初德国教育改革为德国大学创造了百年的辉煌,催生了一大批优秀学者。 20世纪初,德国科学家获得了世界上近40%的诺贝尔科学奖,如德国建造的诺贝尔奖。小镇上的哥廷根大学已经培养了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但还没有培养出这样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人才。很高兴有机会帮助建设一所具有西湖理念的新型中国研究型大学,为国内人才的培养做出贡献。

一直在“变”

《中国科学报》:你的硕士是石油与化学工程,你的导师是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先驱林正贤先生。但是当你即将攻读博士学位时,为什么会跳入一个陌生的生物技术专业?

曾安平:

硕士毕业时我21岁。或许是因为年纪小,林总建议我应该学习生物技术,利用生物化学为未来的“夕阳产业”石化行业开辟新的道路。

我也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转行应该不算晚,我也把转行看成一个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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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曾安平在德国做博士论文实验,由受访者提供

《科学中国报》:博士期间,你“擅自”更改了导师分配的第一个课题,研究成果也推翻了一个教科书式的关于氧气利用生物能效的结论。您如何看待这次“叛乱”?

曾安平:

一方面,导师布置的题目真的不是我的兴趣。另一方面,我觉得即使我做到了,到时候也肯定不会有大的突破。

我觉得我自己的主动性很重要,而不是盲目的服从。德国博士生的培养过去是非常“放羊”的。他们非常注重个人的独立思考和选择的自由。这也是他们人才培养的一个优势。

《科学中国报》:您对想改变研究方向的同学有什么建议?

曾安平:

转专业最重要的是兴趣,而不是因为时尚或就业,这样才能有持久的内驱力。还要看看你的优势在哪里。下定决心后,要能吃苦,从根本上做起,不能太高,不能太有野心。

《中国科学报》:在德国很难竞争教授。你的主要领域是工业生物技术,但是当你竞争时,你开辟了一个新的生物医学技术领域,你最终得到了这两个领域的教授。您是否担心开辟新的方向会影响您的主业和教授的竞争?

曾安平:

两个方向都是利益,放不下,所以我就两个都做了。此外,我正在研究教授的资格。在德国当了教授后,往往很难有精力去开辟新的方向,所以我就静下心来,在我不是教授的时候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打破学术权威感

《科学中国报》:你是怎么选择的学校和导师?

曾安平:

德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 (GBF) 在当时是生物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者。我申请的导师是GBF的知名院长Klein教授,但最后没有听到。 GBF生化部主任Deckwer教授的来信。他也刚从化学工程转到生化领域。

学术上,我的导师一开始似乎对我影响不大,但GBF多学科、活跃的国际学术氛围让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德克维尔教授非常严谨、勤奋、平易近人,最重要的是,他对我更加“放任”和信任。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很幸运能够自由地做真正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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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教授资格后,曾安平与导师德克威尔教授合影留念。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科学报》:您对学生选择导师有什么建议?

曾安平:

有句话叫“人为的东西”,尤其是年轻人,不要只看导师的“帽子”,只想导师要我做什么,主动想我要什么去做,看看导师的你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吗?

导师所在课题组和所在研究机构的学术氛围也很重要。在我看来,环境比具体的导师更重要。

《科学中国报》:回国后,您是如何教育学生的?

曾安平:

我在中国指导学生,时刻注意打破束缚学生思维的学术权威意识,不盲目追随书本文学。

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我们在学术上是平等的。对于一些具体的话题,学生应该尽快去找老师,提出自己的想法。教师应该更频繁地引导、提问和与学生交流。一起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另外,我会给学生更多的自由。我在国外对这一点有很深的理解。很多来我院的中国学生,不一定来自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但几年下来,成绩还是不错的。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专门的学术环境和氛围。

中国人力资源潜力巨大。我也希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营造有利于人才潜力充分发挥的学术氛围和环境。

《中国科学报》:如果您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说几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曾安平:

首先,你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研究,不分心。创意有一个黄金时期,可能不到十年。青年人利用好这个科研黄金时期非常重要。

此外,由于现实原因,很多年轻人可能很早就开始考虑买房和孩子上学,被迫妥协,放弃事业和梦想,很可惜。

我当然知道年轻的科研人员不容易,但我还是希望年轻人先把事业做好,而不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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