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曾处理过一起撤稿事件。2010年，该校某附属医院一群医护人员投递给《斯普林格·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被发现存在数据抄袭。该刊主编建议采取“极端措施”：禁止集团旗下所有期刊发表浙大的所有来稿。

危急关头，杨伟立即联系杂志社总编辑，承诺严肃处理所有涉案人员，保护学校不受“极端措施”影响。最终，涉事论文第一作者被辞退，通讯作者停止招收博士生两年。

“不要在学术上游戏人生。”近日，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与爱思唯尔联合举办的科研诚信研讨会上，杨卫用实例告诫科研人员。

会上，来自国内外的科研人员和顶尖编辑就如何防范科学不端行为建言献策，建议全球科研机构和实验室采取措施，营造更加健康的科研生态环境。

别让“劣币驱逐良币”

近年来，一些针对中国作者的大规模学术不端事件，引发了一些学者对科研公信力的担忧。

例如，近日，《微处理器与微系统》杂志400多篇论文因涉嫌伪造引起广泛关注，包括使用同义词避免查重、引用虚假文件、重复他人图片等。

涉案论文的作者大多来自中国。本刊出版商爱思唯尔对相关涉事论文表达关切，并开始进行相关调查。

学术不端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曝光，涉案人员的名声就会败坏，周围的人和所在机构就会受到影响。

“学术不端不仅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科研诚信，学术共同体将彻底失去公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表示，学术不端行为可能会误导后续相关研究，导致科研走不必要的弯路。

雪上加霜的是，有专家指出，一些人抱着“好看的实验结果”，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让恪守科研诚信的学者式微。

多网遏制不当行为

在全球范围内，针对形形色色的造假行为，学术界也在通过各种方式认定学术不端行为，捍卫科学尊严。

以图像造假为例，爱思唯尔旗下的全科学开放获取期刊Heliyon（生命科学、物理、社会科学和医学）主编Christian Schulz指出，由于数字工具的广泛使用，近年来图像处理不当行为有所增加，约10%的发表论文含有可疑数据，其中约1%是故意篡改的。

“以此推算，过去10年发表论文约3000万篇，相当于300万篇，数据可疑（数量相当于同期印度发表论文数量），故意造假达到30万篇左右（相当于同期马来西亚论文产量）。”他说。

舒尔茨说，通过建立大型数据库，人工智能已经能够通过论文的相似度，在很大程度上识别论文是否抄袭或被剽窃。

现在，针对图片造假、Pubpeer平台匿名举报、一些专业人士仔细甄别，一些相关科研不端操作不断被曝光。

与此同时，图片造假的智能化“防伪工具”也在不断进化。

例如，哈佛医学院和维也纳大学正在开发图像识别软件，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发现论文中的一些重复图像。

一些私营公司也在加入这一阵营。舒尔茨说，科学期刊出版界还成立了生命科学出版机构研究小组，以便开发更多工具，捍卫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杨卫表示，21世纪以来，我国开展了学术诚信清理“六大战役”。

从设立学术不端行为举报机制、不再允许多种语言一稿多发，到开展相似性核查、开展全国性大规模科研诚信教育培训，再到查处大规模撤稿、对研究可重复性与学术规范性调查，我国撤稿率逐年降低。

“2010年成为我国撤稿率率变化的转折点。”他说，在此之前，中国出版物的撤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目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撤单率仍偏高，仍需进一步加强科研信用体系建设。

“科学研究需要客观、诚实、严谨、周密，从研究设计到数据处理再到最终成果。”付巧梅说。

她同时认为，科研诚信还存在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在数据、样本或研究方法、数据解读过程中存在一些偏差。

这就要求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采取“消极消极再消极”的态度，认真审视研究是否存在问题，从源头上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

营造健康科研生态

遏制学术不端堵，堵不如疏。在此次会议上，专家学者建议改善当前科研环境，营造健康的科研生态环境，消除学术不端行为的温床。

“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压力很大，比如获得终身教职、获得经费等。这种诱惑太大，一些科研人员可能会做一些自己后悔的事情，这确实造成了一个不好的生态。”《细胞》主编约翰·范说。

《柳叶刀》高级执行编辑、期刊学术道德工作负责人萨宾·克莱纳特也认为，当前的科研文化亟待改变。

“当你发表科研成果时，考虑的问题可能是它是否能给我的简历添上一笔，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帮助。学术机构也会考虑论文的影响力和影响因素是否能让他们获得更多的项目资金。大学的排名也会作为参考。”她说，发表论文的作用已经异化了。

她说，理想的状态是有良好的科研环境、最高标准的科研诚信，透明地发表具有科学价值的原创成果。“这才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克莱因特说。

付巧妹认为，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同时，也要允许科学家“犯错”。例如，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从埃及木乃伊中获得的DNA样本被认为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直到20年后，同一位作者才发现，结果是从当时DNA样本的污染中得出的。“对于这类由条件而非故意造成的错误，需要思考是否给予一定的容错量。”

她说，新的知识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成熟的理论。在此过程中，对于前期提出的一些有争议或不准确的内容，不如给予更多讨论和进步的空间，营造更加健康向上的科研环境。

会上，有专家认为，公开某些领域的一些研究错误有时非常重要，但现实中，环境有时不是很友好，错误可能会被无限放大。这可能会让一个领域失去很多重要的发展机会，所以健康的科研环境也要完善容错机制。

在杨卫看来，全球要实现健康的科研生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他坚信，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科学家在自我修正，自我更新。